古希臘內部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

古希臘內部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

古希臘曆史上發生過兩次重大戰爭：一次是公元前500—前449年的希波戰爭，另一次是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一次戰爭是希臘人聯合起來抗擊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跡見於希羅多德的《曆史》。後一次戰爭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與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交戰，屬於希臘城邦之間的內戰。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前396年)親曆這次戰爭，寫下鴻篇巨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在開卷語中指出，從戰爭一開始他就著手寫這部著作，因為他預見到這將是一次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戰爭，“這是希臘人的曆史中最大的一次騷動，同時也影響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世界，可以說，影響到幾乎整個人類。”

戰爭的爆發

古希臘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城邦，一個是位於阿提卡半島的雅典，一個是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斯巴達。雅典早期與其他城邦一樣實行貴族統治，公元前594年梭倫開始變革，初步建立民主政體;曆經克利斯提尼、伯裏克利的不斷改革，雅典民主政治趨於成熟。與此同時，雅典經濟文化日益繁榮，伯裏克利時期達到鼎盛。斯巴達一直是軍事強國，其政體為寡頭政治，推行軍國主義，斯巴達人(自幼接受嚴格訓練)都是職業軍人，境內希洛人(奴隸)主要從事農耕生產，遭受嚴酷管制，有時無故被虐殺。這兩個強國在希臘世界建立各自的“朋友圈”，一個叫提洛同盟，一個叫伯羅奔尼撒同盟。

修昔底德在著作中首先介紹希臘文明的產生與發展，隨後切入戰爭正題。導致戰爭的最初起因是科林斯對雅典的指控。科林斯既是海上強國，也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員。公元前435年科林斯與其殖民地科西拉發生爭端，公元前433年雅典出兵援助科西拉，逼科林斯退兵。科林斯人指責雅典人，說他們幫助科西拉攻擊科林斯，破壞了斯巴達與雅典兩個聯盟之間的休戰協定。雅典人則回應說，我們沒有發動戰爭，也沒有破壞條約;因為科西拉人是我們的同盟者，所以我們援助他們。

接著，雅典又與伯羅奔尼撒同盟發生了爭端。波提狄亞，既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又是雅典的同盟者。雅典與科林斯結怨後，擔心科林斯煽動波提狄亞反叛，要求波提狄亞人拆除城牆、交送人質、驅逐擔任執政官的科林斯人。然而，波提狄亞人不僅拒絕這些要求，並且反叛易幟。他們的反叛，確實受到科林斯人的鼓動，也得到斯巴達的支持。斯巴達表示：一旦雅典進攻波提狄亞，它便入侵雅典本土。科林斯派遣一支部隊前來保護波提狄亞，雅典也出動重裝步兵和海軍前往平定叛亂，雙方把休戰協定拋在腦後，再次發生戰鬥。

波提狄亞被圍之後，科林斯求助於伯羅奔尼撒同盟。斯巴達人主動邀請盟友到斯巴達集會就雅典的行為進行辯論，不少城邦代表紛紛譴責雅典，科林斯代表更是大吐苦水，指控雅典在科西拉和波提狄亞所采取的行動是橫蠻侵略，它將危害整個希臘的自由。這次集會大多數代表傾向於一個意見：雅典既已實行侵略，應當馬上宣戰。至此，希臘兩大同盟劍拔弩張，進入戰前准備狀態。

公元前431年3月的一個黑夜，底比斯軍隊侵襲普拉提亞，雅典派一支軍隊援助普拉提亞。普拉提亞事件發生後，斯巴達立即命令同盟者派出其國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地峽一帶集合。軍隊集結完畢，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召集各國將軍和重要人物開會並發表演說，進行戰爭動員。阿基達馬斯派了一名使者去雅典，探詢雅典看見大軍壓境，是不是有接受談判的可能。但是雅典人拒不允許使者進城，因為根據伯裏克裏預先提出的一個法令，只要斯巴達軍隊進入地峽以北就不跟它做任何談判。當使者離開之時，禁不住感歎：“今天是希臘大災難降臨之始!”隨後，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率軍侵入阿提卡，對雅典鄉村恣意蹂躪，大批農民擁入雅典城。

戰爭的反思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修昔底德大約30來歲，公元前424年他被推選為雅典的“十將軍”之一，率領一支艦隊駐紮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島。當斯巴達軍隊圍攻安菲波裏斯的時候，他接到該城守將的求援信息立刻率軍增援，在他到達之前城池已淪陷。當局認為他貽誤戰機、且有通敵之嫌，就將他革職並放逐到色雷斯。此後的20年間，他雖然居住色雷斯，但始終關注戰局的變化，注意收集和整理資料，並擬訂寫作計劃。公元前404年戰爭結束，修昔底德獲得特赦，得以重返故鄉雅典，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可惜，他的著作最後敘述到公元前411年冬季就突然中斷了，現存的著作顯然沒有完稿。著作雖未完稿，但亦如斷臂的維納斯仍不失為傑作，其最大亮點乃是試圖揭示曆史事件中的真正因果關系，並進行深入的反思。

修昔底德沒有把重大曆史事件歸因於某種偶然事件，而是力圖探尋更為深刻的原因。表面上看，戰爭的起因是雅典的行為破壞了停戰協定，對伯羅奔尼撒同盟采取了不正義行動。當時不少希臘城邦持有這種看法，因而在戰爭開始時傾向於同情斯巴達，認為斯巴達進攻雅典是替天行道，以懲罰其不正義行為，甚至德爾斐神屆的神示也支持斯巴達。但是，修昔底德告訴我們，戰爭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日益強大引起了斯巴達的惶恐不安。斯巴達發動戰爭並試圖摧毀雅典，主要是基於自己的憂慮，而不是由其盟邦對雅典的譴責而激發，科西拉事件、波提狄亞事件、普拉提亞事件只是借口或導火索而已。

雅典的日益強大何以引起斯巴達不安?隨著民主政治逐漸成熟，雅典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公元前454年—前期449年，盟邦數目由135個增加到180個左右，海上霸權也得到確立。與此同時，雅典推行帝國主義，將提洛同盟轉變雅典帝國。同盟金庫原設在提洛島的阿波羅神廟並同盟會議支配，公元前453年雅典將同盟金庫轉移到雅典的雅典娜神廟，篡奪了同盟金庫的管理大權;雅典不再是自願聯合同盟的首領，轉而成為帝國的領袖，以實力統治盟邦，那些盟邦則喪失其行動的自由而變成俯首聽命的附庸。盟邦繳納貢金，受雅典保護而免遭波斯和海盜的侵擾，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但它們也因喪失自主權而心懷不滿。當時幾乎所有的希臘城邦都存在兩個黨派，一個是代表工商市民利益的民主派，一個是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貴族派，雅典支持各國的民主派，斯巴達支持各國的貴族派。斯巴達作為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首領短處甚多，但它並不依靠其實力確保領導權，在政治上它傾向於寡頭政體，但它並沒有想方設法把寡頭政體強加於盟邦。雅典帝國的興盛，隨時會打破兩大集團的均勢平衡，自然引起斯巴達的擔心。在斯巴達集會上科林斯人既指責雅典，也抱怨斯巴達，甚至威嚇說如果斯巴達再無動於衷，他們便退出同盟。凡此種種，斯巴達作為“老大哥”幫小兄弟出頭倒是理所當然。

戰爭初期，伯裏克利審時度勢，避免在陸地與驍勇善戰的斯巴達重裝步兵硬拼，調動強大的海軍迂回出擊。雙方處於膠著狀態，互有勝負。戰爭的第一年結束，雅典為陣亡將士舉行隆重的葬禮，伯裏克利發表了著名演說，熱情地贊頌雅典將士的英勇、謳歌雅典偉大與制度優越。不久，雅典爆發可怕的瘟疫，大量人口死亡，伯裏克利也不幸染病逝世。繼任者克裏昂繼續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公元前424年，他率軍在斯法特克裏亞島附近的海戰中取得了對斯巴達的重大勝利，但由於他提出過分的要求，喪失了達成和平協定的機會。後來雅典遠征西西裏，強大的海軍慘敗。經過20多年戰爭的消耗，雅典在軍事和財政上瀕於枯竭。公元前404年4月，斯巴達聯軍司令萊山德以勝利者姿態登陸雅典，標志著戰爭以雅典的全盤失敗而告終。

瘟疫、西西裏慘敗和最終厄運，似乎是神對雅典人的傲慢與不正義的懲罰。但是，修昔底德並不把這場戰爭解釋為神對雅典人的懲罰。瘟疫的爆發，主要是斯巴達進攻阿提卡，鄉村農民被迫轉移到城裏，致使人口擁擠與衛生條件惡化。至於戰爭的失敗，修昔底德則歸因於雅典人民的錯誤和他們選擇的領導人的失策，這是由於人民自身、各派和各派頭領的自私自利而造成的錯誤。他們並不缺少力量、勇氣和創造性，但他們失掉了團結一致、自我犧牲和組織紀律。斯巴達同盟獲勝，不僅僅因為雅典人犯了錯誤，關鍵是其成員國同仇敵愾、齊心協力，“老大哥”斯巴達雖然行動遲緩、謀略笨拙，但很少犯決定性錯誤，更重要的是，它勝不驕敗不餒。

陷阱的跨越

伯羅奔尼撒戰爭導致雅典帝國崩潰，斯巴達成為大贏家。但是，對於整個希臘來說除了災難一無所獲。兩個陣營自相殘殺，兩敗俱傷。雖然斯巴達取得霸權地位，但整個希臘抵抗外部強敵的力量被嚴重削弱了，它的前途被城邦與城邦之間的仇隙弄得暗淡無光，此外，在戰爭中越鬧越凶的城邦內派別之爭，已發展到只講報複而不知愛國的地步，這也使它的未來蒙上陰影。“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公元前339年，迅速崛起的馬其頓帝國征服整個希臘，將各個城邦置於其強權統治之下，輝煌的古希臘從此走向衰落。

修昔底德認為自己的著作是“一切時代的財富”。的確，他所記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對於後世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如今他的論斷“導致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被一位哈佛教授稱為“修昔底德陷阱”，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概括。時至今日，中國的崛起引起美國的恐懼，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共處一個世界，構成命運共同體。假如中美兩國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進而爆發戰爭，對於雙方乃至全世界將是毀滅性的災難。所以，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都必須審慎行事，力圖跨越“陷阱”，規避戰爭風險。

回到修昔底德文本的語境，對於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有啟示意義。斯巴達之所以對雅典勢力的增長感到恐懼，是因為雅典人及其領導者雄心勃勃，熱衷於締造偉大而高尚的帝國，這個雄心源於他們對自身政制的自信。然而，他們的帝國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缺陷的、不明智的。雅典的政治文明固然走在希臘世界前列，但如修昔底德所說：“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實上權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伯裏克利這樣的賢明領袖都不免奉行帝國主義，志大才疏者對宏大目標的渴望更容易將國家引入歧途。再者，雅典民主在實踐中往往出現“民眾的盲目與混亂”、“無政府狀態”和“內部激烈黨爭”等問題。假如雅典人能夠正視自身問題與不足，而不以強硬手段介入他國爭端，就不至於讓斯巴達焦慮不安。

較之雅典，斯巴達有更多缺陷，它黷武好戰，對國內奴隸極其殘暴，而且其制度也逐漸腐化變質。盡管取得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但一個遲緩、保守、刻板的斯巴達，難以勝任希臘世界的領袖，其霸權其維持幾十年就終結了。

希臘城邦當時存在兩種政體，一種是寡頭政體，一種是民主政體;兩者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在亞裏士多德看來，混合政體才是最好的。無論什么政體，都是各國曆史與國情所決定的。雅典與斯巴達作為兩種政體的代表，如若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就可能共同進步、長治久安、實現雙贏。否則，就必然落入“陷阱”，最終難逃兩敗俱傷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