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奉道教為國教，為何佛教盛行-神州新聞網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與本土的道教一直紛爭不斷。東漢時期，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之詐妄;西晉時，帛遠與道士王浮間亦有佛道之爭，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為後世論爭重要材料;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而到了唐代，甚至出現了奉道教為國教，卻大力興盛佛教的現象。

唐代奉道教為國教

道教作為我國的本土宗教，在唐朝的地位至尊。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淵奉道教為國教，並親到國子監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教第一，儒學第二，佛教第三。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進一步尊道抑佛。

相傳早在唐高祖李淵太原起兵時，當時著名的道士王遠知就用密傳符命的方法投靠李淵，並稱李淵將承天授命做皇帝，由此得到了他的信任。

李淵稱帝建立唐朝後，太原人吉善又對李淵說，他在羊角山見到一個騎白馬的老翁，自稱是唐朝天子的祖宗，老翁還要吉善轉告李淵：李家子孫要做一千年皇帝。

李淵聽後大喜，認為這個老翁就是道教裏的太上老君李耳，為此，他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廟，奉李耳為先祖。道教因此在唐朝被奉為國教。

佛教為何盛行

我們從小熟知的《西遊記》，唐僧取經前，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結為兄弟，於是唐僧便有一個稱呼“禦弟”，雖然這只是小說杜撰的情節，不足為實，但也可見佛教在唐朝的盛行程度。

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以後，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融合，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魏晉南北朝時，儒學衰落，佛教趁機大肆傳教，吸收信眾，至唐朝之時，依然成為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儒學實力相當的宗教，眾所周知，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唐朝統治者采取了開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對佛教的發展起到了支持推動作用，到了唐高宗和武則天在位期間，由於二人對佛教的推崇和大力弘揚，佛教更是力壓道儒兩派，成為當時的“國教”。

唐代佛教盛行的原因

關於佛教是如何興盛的，要結合當時的國情國策來看，不能簡單粗暴的歸功於唐高宗和武則天這兩位統治者的大力弘揚，從當時的背景來看，佛教經過了幾百年的本土化曆程，在中國已經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而佛理的日益完善和本土化，使得人們有了心靈的寄托的寄托，就連恃才傲物的文人也不例外。

一、佛教本土化，擁有大量信眾

自佛教傳入之日起，佛教就開始了中國化、本土化的進程，起初是依附道教、儒教來傳播教理，到了南北朝時，儒教衰落，便開始獨立傳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可見南朝時佛教之盛行。到了唐朝之時，佛教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擁有大量信眾的宗教了，其群眾基礎雄厚，為在高宗、武後以及武皇時期成為“國教”奠定了基礎。

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戰亂不斷、烽煙四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迫切需要一個精神寄托。而從佛教的教義來看，其所倡導的輪回之說、人死後精神不滅、因果報應以及布施等，適應了當時的民眾的精神需求，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加上支遁、慧遠等德高望眾的高僧主張融佛入儒，更加有助於佛教的傳播。

而佛教在傳入之初就注重於社會的上層階級交好，爭取他們的支持和信仰。漢桓帝、魏文帝、東吳的孫權以及南北朝的多數皇帝都信佛，好佛事，他們一邊出資興建佛寺，修建佛門石窟，一邊支持僧侶的傳教，推動了佛教在中原地區的發展壯大。《梁書·本紀》記載：“丁亥，輿駕躬耕籍田。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舍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梁武帝篤信佛法，舍身四次，可見佛教在南北朝根基之深厚。

在前人的打下的深厚地基上，佛教乘東風一路扶搖而上，積極在中國各地傳播和弘揚佛教，吸收了許多信眾和僧侶入教，群眾基礎深厚。

二、皇帝的支持，維護統治所需

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朝代，在宗教政策上也不例外，建國皇帝李淵以及他的繼任者都對弘揚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維護統治，提高自己的出身低微，李淵便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人，故唐朝雖奉行儒釋道三教並尊的政策，但是事實上以道教為尊。

但是李淵和李世民也看到了佛教所提出的“因果輪回”、“善惡有報”等教理經義，可以勸人向善，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加上佛教有意討好，沒有觸犯李唐皇室的利益，所以佛教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得到了推廣。到了高宗，雖為李唐皇帝，但是高宗更信奉佛教，對佛教很是推崇，至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稱帝，打壓道教，利用佛教偽造出身，以至於佛教力壓儒道兩教。

他們對佛教的的大力推崇表現在他們對名僧大德的尊崇和禮敬，以及在物質方面對佛教的支持。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很尊重取經歸來的玄奘法師，還特意修建了翻經院方便玄奘法師翻譯經文。玄奘法師舊疾複發時，高宗不僅“譴供奉上醫尚藥奉禦蔣孝璋、針醫上官瓊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還每日多次派人詢問病情。玄奘法師圓寂，高宗哀慟傷感，不僅為此罷朝，還下令為玄奘法師舉行國葬。

而武則天曾有出家為尼的經曆，對佛教經義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曾經難產而祈求佛祖保佑，並許願孩子將來會皈依三寶，到玄奘法師門下受戒。玄奘法師啟奏她必將生一男嬰，後武則天果真誕下一男嬰，武則天令這男嬰拜玄奘為師，玄奘為他取法號為“佛光王”。

至於對佛教的物質支持，高宗曾多次下旨修建佛寺。任太子時曾以“隋無漏寺之故基”為給長孫皇後祈福修造大慈恩寺。到了顯慶二年，又因太子李弘病愈而建西明寺。而佛教曾為武則天登基為帝造勢，載初元年，洛陽白馬寺住持薛懷義、東魏國寺住持法明等九個和尚，編造《大雲經》：“是天女者，……為眾生故，現受女身……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拒違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書中說武則天是男身菩薩轉世投為女身，理應稱帝。

長壽二年，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又譯出《寶雨經》。書中也說道：“東方月光天子乘彩雲來到佛的面前，佛對他說:我涅架之後，進入第四個五百年，“汝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實是菩薩，故現女身。”武則天利用佛教的教義經理巧妙的解決女子稱帝的輿論阻礙，故她登基之後，大量修建佛寺、崇佛抑道以作報答，同時也有力的維護自己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