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元，為何沒有因為朱元璋而避諱?

其實是需要避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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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的時候，負責編書的大臣們就指出，明初官員的文集裏有將“元”國號改寫為“原”的情況：

劉彥昺 集九卷，明劉炳撰，炳字彥昺，以字行，鄱陽人。洪武初，獻書言事，授中書典籖，出為大都督府掌記。除東阿知縣，閱兩考，引疾歸……所著詩文本名《春雨軒集》，乃其門人劉子升所編。楊維楨嘗為評定，其評亦附載集中。維楨及危素、宋濓皆為作序……舊本書‘元’國號皆作‘原’字 ，蓋以明初刊板之時，猶未奉二名不偏諱之詔，故以原代元，而傳寫者仍之歟。事隔前朝，理無避忌，今悉改正從本文焉。

劉彥昺就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文人。危素、宋濂還都給他的這部文集寫過序。鑒於危素1372年就死了，距離1368年明朝開國只有四年。所以劉彥昺的文集將“元”朝寫作“原”朝，可以說就是明初的實況。因為避諱這件事，具體標准是什么(每個字都得避，還是只避連用的情況)，得當朝皇帝明令發話。朱元璋不表態開恩，“元”“璋”這兩個字，誰敢厚此薄彼?當然，朱元璋自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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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明朝的藩屬國，也出現了將“元”朝改稱為“原”朝的習慣。我們在《高麗史》和《朝鮮王朝實錄》中都可以找到痕跡。比如：1391年，《高麗史》中有一條：

己卯，避帝諱，禁用元字，代以原。

明確的不能再明確了——就是為了避朱元璋的名諱，所以朝鮮半島都禁用“元”字。

像《朝鮮王朝實錄》收錄了1394年，由李成桂親撰，並上呈給朱元璋的一道奏本。這道奏本中有一段，是李成桂向朱元璋介紹自己曆代祖宗們的身份官職。講到元朝部分的時候，“元”字通通被李成桂寫作“原”：念臣先世，本朝鮮遺種，至臣二十二代祖翰，仕新羅為司空。及新羅亡，翰六代孫兢休入高麗。 兢休十三代孫安社仕於前原，是臣高祖，自後不受高麗官爵。及原季兵興，臣父子春，率臣等避地東來。所以，當時真實的情況就是，嚴肅場合下確實需要將“元朝”寫作“原朝”。而且這個禁令一直持續到朱元璋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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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鐵證——大家去查史料的話，明初功臣中不少人都改過名。比如靖海侯吳禎，原名吳國寶、江陰侯吳良，原名吳國興、豫章侯胡美，原名胡廷瑞。原因就是為了避朱元璋的字“國瑞”。從來“名”比“字”更尊貴，朱元璋身邊的人字都要避，名能不避?錢謙益參考了大量明初珍稀史料所寫的《國初群雄事略》裏，提及開國功臣李善長他的本名為“李士元”。他改名善長，也是為了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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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雖然現在古文獻及碑刻數據庫相當發達，能給人查閱史料提供方便(特別是關鍵字檢索功能)。但是，過度依賴於檢索系統，其實是會影響自己理解史料的能力的。有作者通過檢索找朱元璋時期照樣刻著“元”字的碑刻，以及地方志中存在的“元”字，來試圖證明避諱“元”字一事在明初不存在。這表現了，他沒有理解制度史的本質。真要拿碑刻和地方志說事，任何一個讀者朋友，都能找出一堆反例。因為洪武年間將“元”朝稱為“原”的碑刻，現在遺留下來的也不少。

但這種羅列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第一，避諱制度，本身在不同場合的松緊度就不同，對不同人群的要求也不一樣。看《大明律》的懲罰等級就知道了——百姓起名犯禦諱需要杖一百，奏事犯禦諱則輕一等，杖八十。說的再通俗一點，給朱元璋看的奏本，會跟地方上立的碑、修的書，對嚴謹度的要求一樣嗎?不妨類比一下現在，按出版的規定，中國科學院不能簡稱為中科院，台北故宮博物院也不能簡稱為台北故宮。但是，也不妨礙在不太嚴肅的場合下，這么用的人依舊層出不窮。

第二，古代王朝執法的力度是相當有限的，不同人群的文化層面也天差地別。不可能要求武官和文官們一個水平，更不能要求各個地方的官員都是飽學之士。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的文字獄怎么搞出來的，無非就是因為能記得那么多禁令的人太少，總能讓他雞蛋裏挑出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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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時期做過很多禮儀用詞上的調整。比如禁“三呼萬歲”。禁用“張天師”，改稱“張真人”。禁止書信寫“頓首”、“百拜”，改寫“端肅奉書”“奉複”。但是，每一樣的執行力度都不咋地，都能找到繼續使用舊說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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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時候，奏本裏“元”朝又可以放心大膽地正常寫，不必再用“原”字替代了?個人覺得起碼要等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頒《大明律》：

凡上書，若奏事誤犯禦名及廟諱者，杖八十。餘文書誤犯者，笞。若為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所犯禦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換句話說，大明這時候終於以法典的形式決定了，以後你上書只要不連著寫“元璋”兩個字，單用“元”或者“璋”，都沒罪。這時候離朱元璋駕崩，只剩下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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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明初文人留下的書，如果不是特別古早的版本，大概率之後書商們在翻刻的時候，也會把朱元璋時期為避諱改寫的“原”字重新恢複為“元”。正如清朝四庫館臣們做的一樣。有興趣的朋友，還可以更深入地查一查“吳原年”“洪武原年”這種“元年”的避諱方法，也算明初的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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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跟其他古代王朝，大同小異，受當時統治力量的局限，政策不可能在國家的各個地方都受到重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熟悉朱元璋的文字雷區。畢竟當時也不存在大數據網絡，給你天天新聞通報朝廷要求。所以真去找的話，相信能找到朱元璋時期，依舊寫“元”朝的案例。但是，面對朱元璋本人的時候，該怎么用，我想李成桂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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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一個小知識：朱元璋與李成桂之間的“表箋案”。

“表箋之禍”的由來：

朝鮮肇始之初，與明朝往來中圍繞事大文書中出現的表述問題及由此引發的雙方摩擦稱之為“表箋之禍”。“表箋之禍”前後發生過多次，其中包括更國號謝恩表、正朝表箋、請印信、誥命表箋以及賀千秋啟本等。屢次發生“表箋之禍”的原因，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宗系誤會、明鮮邊疆矛盾、文人反明意識、表箋文辭不敬等，其中邊疆矛盾最為根本。明太祖對別人遣詞造句的要求有多嚴格，看完這個你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