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事件影響有多大?惹惱了馬歇爾，還影響了中國命運和中美關系

抗戰後期的史迪威事件，最終使得史迪威被召回了美國。但這一事件並不是史迪威和蔣介石兩人之間的私人恩怨，而是深遠地影響了中美兩國後續的政治走向。

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年出生於美國佛羅裏達州帕拉特卡。1900年7月考入西點軍校。1904年以同屆124名學員中名列第32位的成績從西點畢業，獲得美國陸軍少尉軍銜，分配到駐菲律賓的步兵第12團服役。1911年11月，第一次來中國，遊曆了上海、廈門、廣州、梧州、香港等地。1919年8月，進入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漢語。1920年8月，第二次來中國，擔任駐華美軍的語言軍官。1921年至1922年，被國際賑災委員會借用，先後擔任修築山西汾陽至軍渡、陝西潼關至西安公路的總工程師，深入接觸了中國社會，也使他的中文帶有明顯的山西口音。

1922年至1923年6月，在美國駐華武官處任職。隨後回美國，進入本寧堡步兵學校、利文沃思指揮和參謀學院深造。1926年9月，第三次來中國，擔任美軍駐天津步兵第15團營長，因此和擔任副團長的馬歇爾相識，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馬歇爾後來成為美國陸軍參謀長(美國陸軍不設總司令，陸軍參謀長就是陸軍的最高軍職)，而且深受羅斯福總統的器重和新任，是美國軍方最有影響力的大佬。史迪威也因為在天津第15步兵團和馬歇爾共事的淵源，成了馬歇爾的親信。

1929年6月，史迪威回到美國任本寧堡步兵學校戰術系主任。1935年7月，第四次來中國，擔任美國駐北平使館的武官。1937年7月，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史迪威先後在蘭州、台兒莊、長沙、重慶等地考察戰況。1939年8月，回到美國先後擔任步兵第2師第3旅旅長、第7師師長、第3軍軍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為史迪威是美軍中著名的中國通，所以他於1942年3月第五次來到中國，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

美國讓史迪威擔任這職務，主要就是認為他曾多次來中國工作，又會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最理想的人選。但是中國方面在成立中國戰區聯合參謀部的時候就明確提出，在中國的美國代表和高級軍官應接受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節制，但參謀長必須接受戰區統帥的命令而行。也就是說，中國希望蔣介石的指揮權不因為美國參謀長而動搖，中國更希望是派一位對中國情況並不太了解的將領。用外交部長宋子文向美國陸軍部的原話來說，就是“不必是遠東問題專家，對中國了解太多只會讓他茫然無措，而對中國政治和軍事問題一無所，那就更好了。”說的更直白一點，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只幫助中國得到美國援助而不過問中國具體事務的顧問。但很顯然，性格倔強又鋒芒畢露的史迪威，肯定不是這樣一個橡皮圖章式的角色，這就從一開始注定了史迪威在中國的使命必然是會以悲劇收場。

1942年5月，中國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以慘敗告終。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由此產生了第一次齟齬，蔣介石認為：“我軍在緬如此重大犧牲，責任全在史氏之指揮無方，而彼乃毫不自承過失，反詆毀我高級將領至此。當失敗之初，彼乃手足無措，只顧向印度逃命，而置我軍於不顧，以致我第五軍至今尚未脫險。烏呼!史迪威誠不知恥者也。”甚至想對史迪威進行軍法審判。同時史迪威對蔣介石的印象也同樣很差：“中國政府是一個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礎上的機構，掌握在一個無知、專橫、頑固的人手中。”

6月下旬，由於北非戰局的惡化，美國將原來承諾隸屬於中國戰區，駐印度的美軍第10航空隊全部重轟炸機和一個中隊的A-29輕轟炸機都調往埃及，由此引起蔣介石的極度不滿。這對已經開始不和的蔣史關系，無疑雪上加霜，從戰略戰術上的分歧，發展到對個人品行的相互詆毀，蔣介石於7月初表示了對史迪威來華四個月工作的不滿，指出美國政府之所以援華物資不多、不及時，完全是史迪威不能及時向美國報告與建議所造成的，並第一次提出撤換史迪威的打算，並命令在美國的宋子文，與美國政府“重新協商參謀長的職權”，希望美國方面“最好能主動召回史迪威”。對於蔣史之間的矛盾，經過中美雙方的種種斡旋，特別是羅斯福總統行政助理居裏來到重慶調解，以及美國對華援助的增加、中美中英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暫時得到緩和。

史迪威以西方人的思維簡單地以為只要有了指揮權就能真正控制軍隊，所以一直都在想掌握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應該說他的這個想法，既有出於盡快贏得戰爭的公心，也有自己能真正指揮一支軍隊建功立業的私心。

1942年7月日，史迪威出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羅卓英為副總指揮。8月上旬，史迪威就提出“只要中國士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將領”，並從美國調來三百多名軍官，准備全面替換駐印軍營長以上的中國軍官，這一舉措受到中國官兵的強烈反對，最終史迪威只好將這些美國軍官作為營團師的各級聯絡官，但這些聯絡官權力很大，可以直接調動營以下部隊，而無須通知中國軍隊的指揮官。甚至史迪威還打算將第38師改編為10個炮兵營，也遭到了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對。史迪威也不甘心自己的計劃一再被否決，就竭力批評中國軍隊作風延緩，副總指揮羅卓英有“十大罪狀”。蔣介石撤換羅卓英，由邱清泉接任。不久，因擔心邱清泉脾氣暴躁，容易和史迪威山城矛盾，又改為性格比較平和沉穩的鄭洞國繼任，這才使駐印軍的整訓總算順利完成，並在此後的戰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這以後，史迪威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印度和中國雲南訓練中國軍隊，並提出了整編軍隊、撤換無能將領、理清指揮系統等種種建議;與此同時，史迪威還建議摒棄意識形態的差異，主張給予國共雙方軍隊以同樣援助，還建議將國民黨將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數十萬嫡系部隊用於抗日前線;。特別是為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史迪威還向延安派出了以包瑞德上校為組長的、代號“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史迪威的這些舉措，不但是和國民黨所堅持的“溶共反共”政策和背，而且也是犯了蔣介石的大忌，因此在看似平靜的表象下，實際上是在雙方矛盾是在進一步加深和激化，最終演變成了1944年9月到10月的“史迪威事件”。

9月19日，史迪威興沖沖地趕到蔣介石在重慶的黃山官邸，當時官邸內蔣介石正在和何應欽、白崇禧、宋子文還有美國特使赫爾利召開高層會議，史迪威首先把赫爾利叫了出來，給他看了一封昨天剛收到的以羅斯福總統的名義發給蔣介石的電報。

電報裏有這么幾句最為關鍵：“近幾個月來，我多次請求閣下采取嚴厲的行動來消除漸漸危及中國和閣下本人的禍患。由於閣下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致使華東要地失陷，後果可能極為嚴重……我確信，閣下現在要阻止日軍實現其在中國的目標，唯有立即加強薩爾溫江中國軍隊的實力，飭令他們向前推進。同時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予他指揮所有中國軍隊的實權。”

赫爾利馬上意識到這封電報的意思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措辭上實在有欠考慮，他以外交管的直覺敏銳意識到這封電報的語氣過於尖銳，就這樣直接交給蔣介石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情況，所以建議由他口頭向蔣介石轉達電報內容，過去宋美齡、宋子文也多次有用這樣的方式轉達羅斯福的信函，但卻被史迪威拒絕了。其實史迪威親自把電報帶過來，就是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史迪威就想親手把電報交給蔣介石，好親眼看看蔣介石在接到這封電報後的神態。

於是，史迪威走進會議室，親手把電報的中文翻譯稿交給蔣介石，蔣介石看過電報，卻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平淡地對史迪威說了聲“知道了。”隨後沉默了片刻後就宣布散會。

這可讓史迪威有些意外和失望，他本來以為這封電報就像是把直插蔣介石心窩的尖刀，足以讓蔣介石神色大變，沒想到蔣介石居然不動聲色。實際上蔣介石內心是異常憤怒，他在當天的日記裏是這樣寫的：“實我餘平生最大之汙點，亦為最近之國恥……今年七七接美羅侮辱我國之電以後，餘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來電，其態度與精神之惡劣及措辭之荒謬，可謂極矣。”

蔣介石認為如果自己接受了這封措辭猶如老師教訓學生一樣嚴厲的電報要求，接下去就會被美國徹底拋棄，今天如果這樣順從地接受讓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那么以後美國就會用這樣的口氣來要求他這樣或那樣，因此他決定堅決反擊，甚至不惜和美國關系徹底破裂，准備再次“獨立抗戰”。

20日，蔣介石向赫爾利明確表示：“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為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也。”

24日，赫爾利會見蔣介石，蔣介石表示羅斯福要求將中國軍隊交給史迪威指揮是出於好意，但軍隊是國家命脈，軍隊的指揮權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必須慎重處理。並強調已對史迪威“失去最後一分之希望與信心”，希望美國另派人員來華。

25日，蔣介石致赫爾利備忘錄，表示同意美方遴選將領一員為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兼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並表示自赫爾利來華後，自己曾不顧以前之感覺與判斷，考慮以史迪威為前敵總司令，但“史迪威將軍非但無意與餘合作，且以為受任新職後，餘將反為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中止”。

面對蔣介石的強硬態度，羅斯福只得讓步了，10月6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表示接受蔣介石的建議，解除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職務，但羅斯福堅持還要讓史迪威負責指揮在緬甸及雲南的中國軍隊。

10月7日，蔣介石向赫爾利表示拒絕羅斯福建議，稱史迪威既不能服從命令，又缺乏與中國的合作精神，所以不能再委以指揮中國戰區任何軍隊的名義與職務，要求美方另派人員。

10月8日，蔣介石的智囊陳布雷認為應適可而止，可以讓史迪威只指揮滇緬路作戰。但是蔣介石不同意，堅持要美國撤換史迪威。同一天，正在美國作為蔣介石代表的孔祥熙也致電蔣介石，說明羅斯福召集美國軍方首腦商議，軍方對撤換史迪威有很多顧慮，馬歇爾對史迪威非常支持——馬歇爾和史迪威的私人關系相當不錯，早年在天津馬歇爾當團長時，史迪威就是他手下的營長，並提議晉升史迪威為四星上將，所以想要美國另換他人，實在是很困難。因此建議蔣介石只要史迪威辭去中國戰區參謀長職務，專心負責滇緬路軍事行動就可以了。但是蔣介石也不為所動，堅持要完全撤換史迪威。

10月9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重申要求調回史迪威，另換他人。蔣介石也認識到和美國的交涉已到了最後關頭，做好了最壞打算。他在日記中表示，如羅斯福不改變其現在態度，則不能不准備決裂。

這才是史迪威想要的措辭嚴厲的最後通牒，但他沒有想到卻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反擊，最終史迪威成了犧牲品。

10月18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通知他將立即召回史迪威，由魏德邁繼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和駐華美軍司令官。

10月21日，史迪威離開重慶，隨後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和蘭姆伽等地短暫停留後返回美國。

“史迪威事件”是抗戰曆史上中美關系的一次重大事件，從結果來看似乎是蔣介石贏了。但史迪威灰溜溜地回國，卻讓馬歇爾顏面掃地，要知道史迪威是他的心腹小弟，打狗害得看主人，蔣介石這一出就是和馬歇爾結下了梁子。

馬歇爾是何許人也?美國軍方的頭號大佬，在美國軍界和政界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力。

接下來，馬歇爾的報複就來了。在1945年12月由馬歇爾作為美國特使和調解人，調處國共軍事沖突中，就有意無意偏袒中共，甚至連周恩來不小心遺忘在馬歇爾專機上，記有被譽為“龍潭後三傑”之一，中共最重要的臥底熊向暉聯系方法的筆記本，馬歇爾都不動聲色還給了周恩來。

1946年6月，國共內戰爆發。美國立即通過了對國民黨政權的武器禁運，馬歇爾在其中無疑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後來這項武器禁運在國民黨的全力遊說和爭取下，只持續了一年，但對國民黨來說，影響依然十分深遠。

再有國共內戰期間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1944年10月才剛剛晉升少將，在二戰中不過擔任過第1裝甲兵團補給計劃處中校處長、陸軍裝甲兵司令部上校參謀長、歐洲戰區總司令部准將副參謀長、參謀長，完全沒有團、師、軍級主官的經曆。特別是級別太低，只是個少將——後來在朝鮮戰爭中，巴大維擔任美國陸軍第7步兵師少將師長，只不過是個師級軍官。相比之下，北伐時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侖，真名布柳赫爾，是蘇聯紅軍第一批五位元帥之一。1930年代德國軍事顧問團屯長塞克特，陸軍大將，曾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被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

可見，馬歇爾派巴大維來擔任顧問團團長，很顯然是是敷衍了事，輕慢不屑之情溢於言表。

1937年宋美齡訪問美國，尋求美國援助。結果遭到冷遇，不但沒有能夠爭取到任何援助，美國只同意將抗戰時承諾但還沒有交付的援助物資繼續交付，甚至連發表一個支持國民黨政權的聲明都不願意。作為在美國政界軍界有著巨大影響力的馬歇爾在其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其實很清楚了。

如果當初蔣介石能忍下這口氣，同意將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說實在，一個美國將軍就真能夠完全掌控中國軍隊?那么，後來的內戰，恐怕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史迪威事件”並不是表面上的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私人恩怨，而是深深影響了後來中國的政局走向以及中美兩國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