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美國當初沒有強行摧毀中國核計劃?

01

從現有材料中我們知道，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計劃始於五十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向國家提出建議，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1955年1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的擴大會議，教員在會上指出：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一年後，在《論十大關系》中，教員再次提到：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在美國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對於中國核事業開始的大致時間，已經有了基本准確的記載。這些著作還記錄了中國核武器研究院、包頭核燃料工廠、蘭州氣體擴散廠以及羅布泊試驗基地建立的大致時間。這些著作所根據的材料，基本是我國正式公布的。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美國人對中國的核計劃並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國才得到了蘭州氣體擴散廠的照片。那時，他們對中國核武器研制的進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測。直到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國的有效圖像。而因為航程的關系，U-2飛機也很難飛到羅布泊這樣中國深遠的內地。當時美國的情報分析家們曾感歎到：我們對中國核計劃所知道的東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們了解蘇聯在什么性質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國核計劃一樣，是那樣破碎不堪。直到1960年底，美國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采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鈈。同時，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會在1962年提供鈈。據此，情報專家極為肯定地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鈈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而作為第一代的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鈈。至此，對中國原子彈的制造，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

02 感受威脅尋找對策

就在中國核計劃被確認下來時，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爾成為美國第35任總tong。肯尼迪的反中立場一點也不比他前任來得弱。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憶：肯尼迪曾經把中國試圖進行的核試驗視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肯尼迪卻不真正了解中國核計劃非常有限的目標。在肯尼迪入主白宮的頭兩年間，沒人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全面分析。那些出台的報告，基本沒有講清楚中國核計劃的政zhi和軍事意義，而只是作出結論說，北京如獲得核能力，那將會危及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別會對亞洲造成極為顯著的影響。一份報告還說，北京的核計劃將造成比軍事還要嚴重的政zhi和心理問題。因為它會在世界形成一種觀念：“共產主義將是未來的潮流”，從而引起人們的“心理分化”。在亞洲，中國的核試驗可能會使它經濟發展模式的信譽增高。人們會對自己乃至美國的實力產生懷疑。這種影響具有某種沖擊力，它驅使許多國家接近中國，從而削弱美國的影響力，並使美國以盟國利益進行各種幹預的行為遇到麻煩。此外，美國還極為憂慮所謂核擴散問題。美國官方認為，一旦有核國家的數量稍許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就會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擲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於是，有人開始提出對策。1961年9月，喬治·麥吉向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建議說，一個有效消除中國原子彈造成心理影響的辦法，就是鼓勵甚至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因為當時印度的第一個核裝置已經接近爆炸試驗。這時，麥吉一點都沒有顧慮印度擁有核武器之後會給亞洲帶來的不穩定，而只是想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當時，曾經擬議由傑羅姆·韋斯納在訪印期間，試探詢問，中國的核計劃將會對印度發生多大影響?其用意在於，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這個計劃最終被否定。因為，美國決策者還是害怕擔當擴散核武器的名聲。臘斯克最終同意了麥吉的另一個建議，即打一場宣傳戰，宣傳美國核武器的絕對優勢，同時貶低中國的核能力。也就在這時，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開始了他關於中國核試驗意義和後果的研究。這個研究我們將在後邊加以介紹。但請注意，正是約翰遜的這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政策。

03 新情報

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國核計劃，此時美國情報部門也在盡力改進他們的偵察手段。其中一個較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國民D空軍飛行員駕駛U-2飛機，攜帶高分辨率成像攝影機從台灣起飛，前往大陸的深遠內地進行偵察。雖然這種做法有相當危險，但它從1961年開始，還是覆蓋了中國內地的很多目標。另一項偵察手段，是使用間諜衛星。從1961年起，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進行代號為“科羅納”(CORONA)的衛星偵察計劃。這種間諜衛星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的膠片，從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數量的照片。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羅納衛星計劃一共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1961年12月，科羅納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盡管當時美國人並不知道這就是未來的原子彈試驗場。1962年4月，美國的情報分析再一次推測，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鈈為原料。分析人員認為，如果中國從1960年開始加速和成功的進行它的核計劃，按照最快的時間表，它將在1963年初爆炸一顆以鈈為原料的原子彈。但是，他們對這種推斷又不很肯定，並懷疑中國是否能實現這種速度。因此，又提出中國的第一顆核彈只能在1963年以後的若幹年才能爆炸的估計。不過，不管怎樣說，他們都認定，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只能以鈈為原料。

1963年初，中央情報局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1月10日，邦迪會晤中情局ju長麥科恩。前者透露，有兩件事情使最高方面最為關注，這就是中國和古巴的核計劃。麥科恩承認，對中國核計劃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偵察力度。一個月後，台灣的U-2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但當時根據照片資料，美國情報人員仍然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鈈的反應堆。情報研究局的喬治·丹尼告訴臘斯克，工廠規模表明，中國已經具備了每年進行核試驗的充足的鈈原料。包頭的發現可以確認，中國大約會在1963年底爆炸一個小的核裝置。但各方面的估計仍存在著差距。一種情報分析認為，包頭核工廠照片顯示，它經過了“精心的安全掩飾”。其設施包括一個小型的氣冷鈈反應堆，以及配套的化學分離和金屬加工廠。根據法國鈈反應堆設施的先例，分析人員認為，這就是一個鈈工廠。直到1964年，U-2飛機和間諜衛星才偵察到中國正在酒泉建立一個鈈反應堆。當時估計，它要到幾年以後才能投入生產。1963年3至6月間，U-2飛機拍攝到位於某水電工程旁的蘭州氣體擴散廠正在加緊施工。原子能專家認為，蘭州氣體擴散廠可以容納1800台壓縮機，但仍少於生產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台規模。有意思的是，蔣介石的情報系統這時曾判斷，蘭州的反應堆在1963年已經開始運轉。但在華盛頓，卻沒人理會這個情報。由於對中國生產核裂變材料的能力仍無法准確把握，美國情報人員此時還是很難回答出，中國究竟在什么時候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鑒於已經確認包頭的核工廠是生產鈈原料的，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鈈為燃料也已被確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斷是，中國將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不過，情報人員解釋說，如果遇見了“通常的困難”，爆炸日期也可能會被推遲，例如推遲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還有其他鈈反應堆未被發現，那甚至意味著，中國隨時會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關於中國爆炸原子彈後的對外政策，美國情報人員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一種看法是，中國不會因爆炸原子彈而大幅度地改變它的對外政策。所謂大幅度地改變對外政策，是指它采取軍事侵略的政策或甘冒更大的軍事風險。因為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的核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中國在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會感到自己已經強大得多。它會在周邊沖突中反映出這種強者的心態。此外，中國還會認為，由於有了原子彈，美國在亞洲大陸上的幹預行為會有所收斂。中國對外政策的態度會更加強硬和不容質疑。

04 尋求同莫斯科聯手

與同情報人員專注於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心態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劃。隨著中蘇敵對的加劇，肯尼迪希望他能夠謀取蘇聯人的支持，以摧毀中國的核計劃。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中國的核進展。”如果說，在人們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沒有中國參加，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義，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認為，俄國人會同他一樣熱衷於把條約當作壓力，來阻止中國發展核能力。對肯尼迪來說，這一點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因為肯尼迪相信，中國在“六十年末及以後的時代，將成為我們美國的主要敵手”。一個有核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當時在肯尼迪左右的顧問們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蘇聯領導人關於和平共處以及核武力升級的危險性的立場，是可靠的。比起中國來，這種態度顯然更少危險性。

就在這次會議之後，無任所大使艾夫裏爾·哈裏曼致信肯尼迪說，蘇聯人對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在哈裏曼同蘇聯外交官的談話裏，他們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個禁止核試驗的條約，可以針對中國。哈裏曼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么，“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劃。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在美國人眼裏，同蘇聯聯手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是有可靠基礎的。因為，蘇聯已經切斷了對中國核計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蘇聯支持禁止核試驗和防止核擴散條約，即具有針對中國的意思。

從1962年8月開始，蘇聯對美國關於訂立國際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反應積極。在臘斯克看來，這個條約就是以中國為靶子的。美蘇聯手的可能性，使美國高層有些按捺不住。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63年4月向國防部長提出長篇一份報告，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則就是使用強制手段。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幹，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

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國民D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盡管軍人們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這個報告，但他們不是沒有擔心。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柯蒂斯·李梅即在有關這個報告的備忘錄中坦言，公開使用武力來強制中國是不現實的。即使迫使中國簽了條約，也無法保證它能實行。此外，如果美國采取單邊行動，不管是進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複和戰爭升級。至於如何使美國的行為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但是，如果有蘇聯的哪怕是默許的合作，情況就會不同。因為一旦美國采取行動，蘇聯就會在戰爭升級和迫使中國接受條件的兩極中，起緩沖作用。事實上，軍方的態度並不堅定，他們對能否與蘇聯聯手對付中國表示懷疑。但行政官員們對此卻興趣盎然。

邦迪是第一個向蘇方發出試探的高級官員。5月中旬，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邦迪向後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對此不感興趣，他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當時，“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於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盡管邦迪還想加以誘惑，但多勃雷寧還是拒絕談論中國問題。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布，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他們認為這是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於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個複雜關系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要么堅持“多邊核力量”，要么取悅蘇聯。最後，肯尼迪似乎下了決心。在哈裏曼即將出使蘇聯前的一次內閣會議上，肯尼迪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當時，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對。支持者認為“多邊核力量”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反對的人則提出，“多邊核力量”已經把美國和歐洲的關系深深地絞在一起，現在根本沒有放棄的可能。

肯尼迪沒有過多堅持他的觀點，但當哈裏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肯尼迪希望哈裏曼去試探，赫魯曉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國核計劃，以及如果要蘇聯采取行動，它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采取行動”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哈裏曼最後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

此外，這位第一書記還極力淡化中蘇分歧。他不同意哈裏曼關於中國有了核武器將對蘇聯構成威脅的觀點。他對哈裏曼說，中國的核計劃沒有那么厲害。有了核武器，中國會更加自我約束。因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盡管肯尼迪沒有獲得赫魯曉夫的承諾，但他並未放棄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肯尼迪談到了所謂具有“威脅的形勢”。雖然他承認，中國在核計劃方面，要達到“羽翼豐滿”的程度還需時日，但“我們現在就希望采取步驟，來減緩這種危險的前景”。

05 縱容國民D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在同肯尼迪會談之前，蔣經國造訪了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後，蔣經國會見了邦迪，他們也談到了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作戰問題。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並引起大的沖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談話中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象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根據談話記錄，蔣經國當時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對此，肯尼迪還是沒有完全放心。鑒於豬灣事件(吉隆灘之戰)的經驗，華盛頓和台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准確的情報。肯尼迪告訴蔣經國：“不管采取什么行動，都要適合實際情況。”幾天後，蔣經國會晤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計劃小組，研究派譴國民D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雙方約定，任何行動都必須經過兩方面最高層的批准。但至今有關這個計劃小組的工作情況，還未被透露出來。

06 欲罷還休　 　 　　蔣經國走後，肯尼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扼殺中國核計劃的各種可行性。其中，由美國飛機空投蔣軍破壞小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參謀長聯會議也曾提出所謂“布拉沃(BRAVO)”計劃，即非常規作戰計劃。其性質是准軍事的，即由一個跨部門的小組來“考慮如何阻斷中國核計劃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應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之邀，考慮了一個應急性的常規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以多批次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就在這時，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提出一個警告。他聲稱，如果美國不采取行動，那么印度就會因為懼怕中國的原子彈，而尋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從而使南亞大陸上發生核擴散。鮑爾斯的這種立場，同他在1961年豬灣事件中的態度大相徑庭。肯尼迪本人也在考慮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還是希望促使蘇聯在部分針對中國的防止核擴散協議上予以合作。

1963年秋，臘斯克在聯合國會晤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兩人討論了防止核擴散問題。當葛提到多邊核力量時，臘斯克故意刺激葛說，由於蘇聯曾經對中國核計劃進行過援助，因而它已丟失了“自己處女的純潔”。然而蘇聯人對防止核擴散協定仍然有興趣。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會面中，葛羅米柯表示願意間接地對中國施加壓力。葛承認，一個防止核擴散協定會使中國政zhi形勢更加困難和脆弱。當肯尼迪考慮采取什么行動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時，一個不同聲調出現了。這時羅伯特·約翰遜已經完成了他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有200多頁長，題為《中國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慮到報告篇幅過大，10月間約翰遜又把它改寫成一個100頁的版本，以便於傳閱。約翰遜研究的最有可取之處，是它沒有危言聳聽。報告指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裏，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系，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

在約翰遜看來，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國的核威脅減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個有核的中國，處在美國可攻擊的范圍之內，而中國對美國卻做不到這一點。這種情況使中國決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處於嚴重的攻擊之下。約翰遜認為，中國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自己謹慎的、後發制人的軍事政策。盡管約翰遜把中國冒險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沒有忘記強調中國核試驗的政zhi含義。他認為，中國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後，會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國結盟的鄰國的“意志”，使他們同中國和好相處，從而消蝕美國在亞洲的影響。

正如另一份支持約翰遜觀點的報告所說，中國會“避免莽撞的軍事行為”或“核訛詐”，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為“政zhi武器，以贏得尊敬，促進中立主義，鼓勵革命”。據此，約翰遜建議，對中國的核計劃，美國目前做的已經足夠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國的核試驗成功，美國應向所有友好國家再次承諾，它將幫助它們對抗中國。這種重新承諾，既可以對抗中國的壓力，也能防止其他亞洲國家單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約翰遜報告的兩個版本都沒有經過官方批准，但在1964年4月，它還以綱要式的形式提交給了約翰遜。約翰遜的報告在美國的官員中還是產生了影響。正如羅伯特·科默所說，如果真象約翰遜估計的那樣，我們阻止中國核計劃的行動，便離題太遠了。他對邦迪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中國仍堅持其謹慎政策，那么我們攻擊中國核設施的動力就極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tong。約翰遜承認，美國需要對中國采取更靈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幾星期後，即打電話給理查德·拉塞爾參議員，告訴他美國或早或遲要承認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約翰遜明顯受到院外援台集團的牽制，他仍然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看作是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巨大威脅。

事實上，此時的約翰遜同時在顧慮兩件事情：A、即將到來的大選;B、中國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時代》周刊記者休·賽迪的采訪時說，我們不能讓戈德華特(共和黨候選人)和中國同時得到原子彈。然而不管怎么說，約翰遜與他的前任不同，他沒有公開評論中國的核計劃，也極少提到要采取步驟打擊它。1964年4月中旬，羅伯特·約翰遜完成了他的新報告，報告題為《對打擊中國核設施可能性的探討》。這篇報告當時被列為“絕密”。它至今還未被解密。人們只是從《外交關系》中知道了它的結論。

約翰遜在報告中總結了四種對中國核設施實施打擊的方式：A、由美國公開進行空中打擊;B、由國民D空襲;C、在中國內部雇傭特工進行破壞;D、空投國民D的行動小組。約翰遜認為，由美國實施空中打擊，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飛行，才能完全摧毀目標。而在大陸內部雇傭特工進行破壞的方式，也是極不現實的。因為你根本就雇不到這樣的人。國民D事際上也無能力單獨實施空中打擊。約翰遜還總結了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弊端：首先，情報的出入太大，以致華盛頓根本不能精確地鎖定所有目標;其次，實施打擊只是延緩了時間。最長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會再次啟動它們的核計劃。第三，中國會對台灣或美國在東亞的基地進行報複。最後，一個師出無名的軍事打擊會付出沉重的外交代價。約翰遜提到，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要贏得世界輿論對美國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圍訂立防止核擴散和對核材料生產進行的核查協議。一旦這類協議進入到談判中，中國再公開無視它，就給了打擊它的口實。

然而約翰遜相信，當這類協議能夠進入談判時，中國大約已經完成了核試驗，像法國那樣，成為一個“現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況下，法國是不可能支持這樣的協議的。此外，約翰遜還認為，要蘇聯默認美國對中國的打擊，是“絕對不可能的”。約翰遜認為，只有在對侵略做出反應時，世界輿論才會接受軍事打擊行動。比如說，中國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現，在老撾或越南進行幹預，造成一場有限戰爭的時候，軍事打擊就會被輿論所支持。此外，還有一種非公開的打擊方案，這就是由國民D來幹。但約翰遜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國民D的破壞小組有能力分別搞掉包頭和酒泉的核設施，但由於他們幾乎不能同時在兩處得手，因此必會遭到報複，會把美國置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總的說，約翰遜的看法是，阻斷中國核計劃的行動是危險的，它很可能失敗;它會損害美國的形象，削弱美國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變得難以捉摸。

這些結論，同1963年肯尼迪的想法是大異其曲的。約翰遜後來寫到，他當時的研究反映了“各部門間廣泛的一致”。因此，在高級官員們考慮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時，還有相當的分量。1964年4月底，臘斯克曾經把一份高度壓縮的約翰遜報告呈送給約翰，鑒於臘斯克的這個做法，美國最高層對約翰遜的觀點應該說是認可的。正在美國人欲罷還休之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制造，在1964年前8個月裏又有了長足的進展——蘭州氣體擴散廠在1月間已經生產出第一份濃縮鈾，並開始了試驗;4月，酒泉基地生產出了第一個核部件;六月，第九研究院進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試驗;8月，酒泉廠裝配出第一個核爆炸裝置。這一切，使美國人又一次緊張起來。

07 新定位中國的核進展

1964年初，美國從秘密渠道得知，中國在1964年將“肯定”爆炸原子彈。艾倫·懷廷回憶說，他是從一份關於周恩來訪問馬裏的情報中了解到，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當時，周恩來告訴馬裏總理莫貝多·基塔，中國將在10月進行核試驗。可當時不知為什么，人們對這條消息的價值卻未加充分注意。當時美國對中國核情報的獲取，主要是通過空中偵察。從1964年春起，U-2間諜飛機從印度東部的查帕迪亞起飛，已經可以飛到羅布泊上空。從1963年7月起，美國共發射了10顆“加貝特”衛星。這些衛星攜帶有高分辨率照相機，可以清晰辨別地面18英寸的物體。

1964年8月初，間諜衛星發現，在羅布泊試驗場，已經樹立起鐵塔和其他設備。據此，情報分析得出結論：“羅布泊地區明顯的可疑物體表明，那裏是一個試驗場。它在為兩個月後的使用做准備。”但對於中國究竟在何時爆炸原子彈，美國人還是沒有把握。7月24日，麥克恩告訴約翰遜，還不能預知中國何時引爆它的核裝置。中情局則認為，在1964年底之前，核試驗不會進行。他們的根據是，中國在此後數月中，還不可能得到足夠的核裂變材料來爆炸它的原子彈。原因就是，中國的核原料是鈈而不是鈾。包頭核工廠生產的鈈，至少在1965年前還不能填裝一顆原子彈。按照這樣的推測，美國情報人員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應在1965年中爆炸。

另外，美國情報人員還懷疑到法國是否供給了中國核裂變材料。不過，他們沒有肯定的證據。今天看來，只有專家艾倫·懷廷的判斷最明智，他當時就肯定，中國的核試驗發生在即。如果不進行核試驗，就沒有必要在羅布泊試驗場樹立起鐵塔。此外，周恩來關於10月進行試驗的話，也決不是空穴來風。

08 在臨界點上

中國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這使得“核危險”這個話題成為約翰遜星期四午餐會的重要內容。參加聚餐會的，是約翰遜班底的核心人物：中央情報局ju長麥克恩、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國務卿臘斯克和邦迪。這一小群人最後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權衡，在中國按自己時間表爆炸原子彈，與美國采取單邊不宣而戰的打擊兩者之間，還是後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其可能性只在“軍事敵對”這樣的事發生時才可成立。盡管如此，這些人，仍然沒有放棄試探同蘇聯采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這種聯合行動包括“發出威脅，反對核試驗”等。恰在此時，一則信息鼓勵了這些顧問們。9月15日，赫魯曉夫就中蘇邊界問題發表談話，他威脅說，蘇聯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性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這是蘇聯第一次暗示，它有動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但在華盛頓，當邦迪希望與多勃雷寧就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問題“做一次私下和認真的談話時，多勃雷寧還是老話，說中國的核武器對蘇聯和美國說來，並不重要。它只會在亞洲造成“心理影響”，而對蘇聯政府說來無足輕重。

約翰遜在中國核問題上持謹慎態度，部分原因是大選在即，當時，他正在締造一個所謂的“和平平台”，來同共和黨對手戈德華特鬥法。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約翰遜政府在進行越南戰爭的同時，也懼怕把戰爭擴得更大。雖然在戰爭中，美國高層仍有人主張在轟炸越南北方時，應考慮攻擊中國核設施。但約翰遜在1965年戰爭升級之後，仍謹慎地避免觸發與中國的直接沖突。8月底和9月中旬的衛星偵察表明，羅布泊試驗基地的准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一位訪華的馬裏政府代表團成員提供消息說，中國准備在10月1日也就是國慶節時，爆炸原子彈。美國官員們這時終於想到，得為中國的核試驗搶先准備一個聲明了。

懷廷回憶說，這樣一個公開聲明，可以搶得先機，減少核試驗的政zhi影響。並且“再次向中國的鄰國保證，美國對此是關注和了解的”。麥克恩在9月中旬向北大西洋組織透露說，中國將在最近6天內進行核試驗。9月29日，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宣讀了由約翰遜同意的聲明，聲明說，從各方面的消息判斷，中國將在最近任何時間裏爆炸它的核裝置。之後，聲明話鋒一轉，說，盡管中國爆炸了核裝置，但它要擁有運載工具，還得走很長的路。顯然，這既是一種自慰同時又是他慰。10月15日，美國間諜衛星的照片顯示，羅布泊試驗場已經完成了最後的准備。包括由雙層圍欄環繞的高340英尺的鐵塔，成列的儀器掩體，兩個小一點的鐵塔和各種地堡、平台。同時，美國情報人員還觀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來往於試驗場的大批次的飛機，在1964年底又恢複了飛行。這表明，最後的准備正緊張地進行。中央情報局負責科技情報的助理ju長唐納德·張伯倫肯定，爆炸就在這幾天了。

09 原子彈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西部的荒漠上空，騰起了巨大而美麗的蘑菇雲。美國設在各地的13個情報觀測站中，有11立即捕捉到了這個美麗蘑菇雲所釋放的巨大電磁脈沖。駐日本美軍基地名為“足尖舞蹈者”的探測飛機，爆炸後多次起飛，收集中國原子彈的核灰塵。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檢查這些從輻射雲中收集的灰塵時，他們簡直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認定的鈈，而是U-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這意味著，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發展的。直到當年底，U-2飛機才證實，蘭州氣體擴散廠早已經投產了。核爆炸後幾小時，約翰遜發表聲明，不過這聲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說，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諾對亞洲的保護。但中國同時發表的聲明，在世人面前落地有聲：一、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二、中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應被銷毀。

蔣介石也被核爆炸震驚了。蔣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應采取軍事行動，在中國大陸研制出核運載工具之前，摧毀它的核設施。但在美國人那裏，蔣碰了軟釘子。約翰遜在核爆炸後曾經任命了一個專門小組，希望對防止核擴散問題作出研究。這些加入專門小組被稱為“聰明人”的前政府高級官員，對各種所謂防止核擴散的方案進行了披閱。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

實際上，打擊中國核設施是作為整個“激進”的防核擴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這些政策還包括：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實質性地從歐洲撤出戰術核武器;封鎖法國在太平洋的核試驗基地;以及最小威懾核戰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專門小組更同意羅伯特·約翰遜的觀點，不主張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打擊。但他們對核擴散問題看得很重，視其為“重大威脅”。因此，他們建議，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核政策，並形成和通過一個國際性條約。小組認為，接受中國作為一個有核國家已是不可避免。這要求重新考慮對華政策。其關鍵點，是把中國接納進軍備控制條約。顯然，這是一項意在“羈糜”的建議。但由於它同“多邊核力量”計劃相矛盾，結果沒有得到約翰遜的支持。

國務卿臘斯克雖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擴散條約，但在另一面，卻主張建立起“核武器銀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亞洲國家加入其中，以對抗中國的核力量。實際上，這是默許或承認這些國家制定自己的核計劃。這樣，從實質上說，盡管中國原子彈的爆炸成功，使美國高層對核擴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彈所造成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約翰遜在拿出一個意義重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時，仍是困難重重。在這場以武力阻斷中國核計劃“鬧劇”的末尾，還有一個小插曲：

1965年春，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不知通過什么渠道偵知，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擊美國的領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軍甚至還設想，中國會引發一場“催化戰爭”，即中國使用其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攻擊美國本土，而使美國誤認為是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從而迫使美國核反擊。當時的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曾向提出建議，應在中國導彈潛艇的處女航行時，將它擊沉。後來的事實證明，美國海軍已經緊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八十年代，中國才試驗自己的導彈核潛艇。

10

六十年代就在這樣的緊張之中度過了。在這十年中，中國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彈試驗，還擁有了中近程導彈以及氫彈。成為不能被藐視的核大國。雖然，中國核武器的試驗成功，在六十年代沒有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但它卻為改變這種政策，造成了可信的壓力。

進入七十年代，形勢發生了大變化。中國走進了聯合國，中美邦交也開始恢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改變世界曆史”的年代。教員曾經笑談，中國的原子彈只是“嚇嚇人的”。可這一嚇，真把美國人嚇得不輕。他們在整個六十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過得十分艱難。但願今天的人們，能夠汲取這個曆史教訓：在這個世界上，稱霸的人和欺負別人的人，都是沒有好日子過的。